一、小喇叭
“哒嘀哒，哒嘀哒，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一句清脆爽朗的童声开场白，成为延绵半个世纪的记忆。
“三十八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
记得插队的第一年，我有着无限的理想，每天挣七分工，没有一天漏工。那时我们生产队还算富裕队，秋后算账，我分了1000斤稻谷，2斤棉花，2斤菜籽油还分到30元现金，一咬牙倾囊买了个带拉杆天线的最时髦的两波段收音机。
热闹了，村里的年轻人经常跑到我们知青点去听广播，就几个革命样板戏反复播送，耳熟能详，每个人都能哼几句京剧。那时中央广播电台在热播《新来的小石柱》，主人公小石柱那充满着阶级斗争的生活情节刷洗了我一天辛勤耕作的疲劳。那时人都很单纯，广播里说啥是啥，没有半点怀疑心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水浒、小靳庄赛诗会一浪浪的声音都从小喇叭里传出。当然也有出事的，临村一位男知青收听《美国之音》被告发处分了。不知道公社从哪里弄来的钱，每家每户都给安装了个小喇叭，通向各户的有线广播线就是一根铁丝，另一根地线插在地下，接上一个舌簧喇叭就响了，批判稿、公社通知都通过播音员特有的“江淮普通话”传到百家千户。当然也有作为知青小组长的我主笔的稿件，那都是“扎根农村干革命”类的表决心，人人都在表决心，虽然你不是心甘情愿的，但也要有个革命的态度。
别看农村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社员都是个小喇叭，特别是妇女，叽里呱啦的，村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没有多少光景就传了个遍，也就是东加长李家短的，“猫起槽，狗叫春”，这家新媳妇长的漂亮，那位买了件“过河干”（化纤衣服）。我想这是集体劳动的缘故，当地农谚说，“栽秧的酒，割谷的饭，薅秧饿得清叫唤。”一排排社员薅秧时，肚子里清汤寡水的，难道不说些什么吗？还真的有点怪，不少社员十里八乡的人都认识，偶尔说出某某，他姓甚名谁，排行老几，家住何处，老乡门门清，路路熟。
二、大喇叭
后来我被抽去干民办教师这个活计，学校在大队部附近，那里有油坊、木工房、卫生所，很是热闹。大队部院子旁有个高高的电线杆，电线杆梢上架了个硕大的大喇叭。公社广播站播音员严格职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5点半以《东方红》开场，晚上20点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结束曲必是《国际歌》。大喇叭音响质量也不好，还紧挨着我的宿舍，可以感觉到所处的那个环境了。一个月下来，我实在忍受不了。半夜里，拿了把剪刀，偷偷跑去，对着大喇叭下接的铁丝剪了下去，“咔擦”铁丝断了，感觉身体传导了一股电流，还好不知道从哪来的是小电流，只是胳膊麻了一下。听说有领导来到破坏现场，如果查出我这个始作俑者可够吃一壶的，说不定也给个反革命分子的帽帽。
只享受了两天的清净，截断的铁丝又被接上了，大喇叭又开始广播了，我可不敢再造次了。实践证明人是可以改造的，时间久了，慢慢我也适应了大喇叭下的恶劣环境的生活。大喇叭通常在临中午或近黄昏时播送着革命歌曲，喜欢听王昆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音调优美畅快，情绪轻松活泼：“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曲子好听，一股乡土味。反正我这个瓜被藤儿拴住了，越来越紧，如果没有大的变革像我这样凡夫俗子平民百姓是再也挣脱不了的，何况藤上生长的不光都是甜瓜，多的是大傻瓜。
我清楚地记得悉知毛主席去世消息的那个日子，下午一点多钟大喇叭播出中央广播电台下午三点有重要新闻播出，三点一到，大喇叭里突然放起哀乐，播音员声音低沉地播发着讣告：中共中央沉痛宣告，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当时听了脑子一炸，老人家是万寿无疆的，怎么可能就这样死了？天塌了，我们可是高呼着“毛主席万岁！”长大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大喇叭里哀乐响了好几天，人们的心情终于平静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接着打倒“四人帮”，包产到户……，大喇叭还是乐此不彼地响着。
去年，我回到了农村，大队部也易地改成了村部，村民们说，你还不忘的那大喇叭早就没有了。每晚七点一到，超市旁一块空地，农村大妈们自带的U盘式扩音器取代了大喇叭开始播出广场舞，她们也扭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