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面对灾害，中国应该学习日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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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日本发生的9级大地震及随后出现的核泄漏事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尽管地震和海啸给日本带来了惨烈的损失，人员伤亡严重，但日本政府和民众在地震来临时的良好表现及有条不紊、快速高效开展的救灾救援令世人印象深刻，尤其受到同为地震多发地带的中国民众的广泛好评。

　　反观中国，最近谣言却满天飞，乃至在很多地区，竟掀起了一股抢购食盐风，给人的感觉似乎不是日本地震而是中国发生了大地震。

　　对于日本国民和政府的表现，美国灾难预防专家认为，是地震文化救了日本。所谓地震文化，简言之，是地震之后，日本民众根据长期养成的技能和习惯自主避险，媒体、社会组织、政府也都以最快的速度和非常专业的方式投入救灾。按美联社的说法，面临1900年以来的全球第四强震，日本前期准备堪称完美。日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是经过了血的教训，用无数人的生命换来的。

通过立法与教育加强抗震意识

　　日本虽然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经常受到强地震、强台风、暴雪、海啸的袭击，由此形成了日本民族强烈的灾害危机意识，但根据中国学者龙海云的考察，现代日本国民的防震意识真正得到提高是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阪神地震尽管从震级和死亡人数看，比不上1923年发生的14万人丧生的关东大地震，但阪神地震总体损失和给社会带来的震撼却大得多。自此以后，日本在地震研究和预防、地震监视体制、地震信息通讯、应急救助、防灾减灾法规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改进工作，特别是将增强和提高公共危机管理方面作为灾前准备的重点，并以法律形式予以规范。

　　例如，日本制定了《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使防震减灾对策从过去以地震预报为主转向以国家防震减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从1996年开始，日本又连续3次修改《建筑基准法》，把各类建筑的抗震基准提高到最高水准。1998年，日本公布了《新地震预报研究计划——面向21世纪的科学规划》，规定政府不定期地发布地震预测报告。日本政府还规定每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发生日）为全国“防灾和志愿者日”，前后3天为“防灾周”，以加强民众的危机管理意识。日本也组织和训练大量志愿者，使志愿者成为抗震救灾的重要力量。总之，在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日本形成了一套成熟完整的危机管理机制。

　　日本在国民防震减灾教育与震后救援等方面的做法与经验，也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因为中国也是一个地震频发和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带给中国人造成的伤痛，永远不会忘记。就在日本大地震发生的前一刻，中国也发生了云南盈江的5.8级地震。

中国抗灾软件的欠缺更是关键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地震等自然灾害还带有较强的社会性。因为中国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极可能因对自然灾害的处置失当而引发社会危机。但比起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来，中国无论在自然灾害还是社会灾害的应对方面，都有许多不足之处。以地震来说，很多城市的建筑质量都不过关，达不到抗震标准。多数中小城市甚至连500人的受灾安置能力都不具备，更没有几座像样的避难场所。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目前要解决抗灾硬件方面的欠缺还比较容易，关键是软件方面的改进。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政府自身的危机意识、管控能力和管理机制；二是民众对危机的认识和反应。两者决定了政府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应该说，经过汶川大地震以及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的“洗礼”后，无论是政府和民间，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都大为加强。现在各级政府一般都制定了应急预案，一些地方也建有避难场所，并注意对民众进行相关的技能培训；在危机来临时，能够及时公开资讯，调到包括社会在内的各方力量，投入救灾之中。民众的自救知识也相对比以前掌握得多。志愿者队伍在逐渐发展壮大，能够第一时间出现在救灾现场；等等。这些都是进步。

政府和民众皆须提高危机意识

　　但无庸讳言，中国要达到日本那样的地震文化程度，还有相当大差距。就政府来说，越到基层，政府的危机感越弱，而很多公共安全危机，恰恰发生在局部和基层。另外，由于政府层级过多、部门分割以及对上不对下的政绩体系，也使得政府获取危机的信息渠道不畅，机制僵化，管控能力较差。

　　从民众和社会来看，民众的危机意识和对公共安全的认识也还有待提高，依赖政府的心理比较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获得事实真相，当危机来临时，人们毫无准备，手足无措，立即陷人恐慌是经常之事，从而给政府处理危机带来极大困难。

　　鉴此，中国一旦发生类似于地震这样的公共安全事件，政府应急预案能不能马上启动，启动之后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如何疏导群众恐慌心理等，其实并没有太大把握。前不久江苏响水县化工企业的毒气泄露传言引发的全城大逃亡事件，就是基层政府危机处置不力的一个最新案例。今次抢购食盐也是。

　　此外，由于民间组织未全面成长起来，加之社会信任的匮乏，每当灾难发生时，政府得不到社会和民众的配合，往往被迫“包揽”危机的处理，这本身就是一种危机。一个社会，如果危机来临时，人与人之间不是冷漠、猜忌、排斥甚至趁火打劫，而是相互关怀、友爱、理解、宽容与帮助，那么，这就是为战胜危机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在日本这次地震和海啸中，人们就看到了此种精神。当然，这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和信任机制的建设。

　　近年来，全球发生超过8级以上的大地震多次，至于6-7级地震，更是普遍。密集的地震频率向全球特别是抗震能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发出了公共安全的警讯。因此，对照日本这次大地震及日本社会表现出的地震文化，检查和反思中国在应对自然灾害等公共安全体系上的缺陷，以防范于未然，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说，日本的“地震文化”时刻准备着“下一场”地震的到来；那么，中国也必须在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范由各种自然灾害引发的公共危机。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路过~~~~~~~~

一次次的经历促使了它的防灾措施的不断完善。

中国在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上必须迈出实质性步伐。

③防震意识，急需提高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强烈地震，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从1923年的关东地震开始，日本开始重视抗震研究，提高民众的抗震设防意识，之后的地震除近期3月11日的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9.0级地震外，死伤人员几乎没有超过1万的。

去年发生的几次地震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2010年1月12日，海地的7.0级地震，灾后报告死亡人数22.25万；2010年2月27日，智利于当地时间凌晨3时34分发生了里氏8.8级地震，死亡795人；2010年4月14日，我国青海省玉树县发生了里氏7.1级地震，地震造成了2698人丧生，玉树地震公路桥梁损伤主要是挡块和支座；2010年9月4日新西兰南岛当地的里氏7．4级地震是零伤亡。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表明，按照我国现行建筑结构抗震规范设计的绝大多数建筑结构和按照我国89规范设计的绝大多数桥梁结构、公路结构物基本上能达到“大震不倒”的效果（除极震区的建筑结构和桥梁结构外）。我国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损伤最严重的是民房，这些民房的建造基本没有考虑抗震、也没有按照我国建筑规范进行抗震设计，海地的也是由于建筑抗震性能低而7.0级地震造成20多万人的死伤；玉树地震区的房屋结构基本是没考虑抗震的空心砖或土坯结构，所以损伤惨重；智利由于重视抗震，建筑的抗震性能高，即使8.8级地震死伤也就不到800人，而且近500人是由于海啸致死；而去年新西兰7．4地震创造了零伤亡的佳绩，可以说不是我们国家的设范标准低，是在建设时好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考虑结构抗震，所有这些、特别通过分析死伤人数表明：我国国民的抗震、防震的意识亟待提高！在地震面前“防”灾比“抗”灾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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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一篇文章的一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