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口一乐 于 2026-7-13 14:21 编辑
福开森是交大请来的第一位外国教育家,这位专家在交大创办的头几年内权很大,什么都管,这些权都是盛宣怀有意给的,而并不是福开森自己夺来的。按照西方大学模式,经过三四年的努力,交大办起来了,虽然与当时的外国大学差距仍然很大,很不完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耳目一新了。盛宣怀在坚持上海交大是把此校搬到中国来了!因此也可以说上海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中学为体”,掌握最后决定权的前提下,敢于照搬西方教育,这是要有胆识的。效果如何?钱学森1980年在他写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说:“1935年秋就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这才发现,上海交大的课程安排全部是抄此校的,实验课的实验内容也都是一样的。上海交大是把此校搬到中国来了!因此也可以说上海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当然,钱学森在交大念书的时候,盛宣怀早已作古,而福开森也已离开交大很久,但是盛宣怀敢于用福开森,而福开森也勇于搬美国教育到交大,在交大开创“西学为用”。盛宣怀敢于用福开森,而福开森也勇于搬美国教育到交大,在交大开创“西学为用”。从此,交大也一直敢于开放引进,包括敢于像钱学森说的那样抄MIT的课程安排。抚今追昔,盛宣怀与福开森作为两位教育家,对交大形成一种敢于开放,大胆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的传统,乃是功不可没的。盛宣怀与福开森作为两位教育家,对交大形成一种敢于开放,大胆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的传统,乃是功不可没的。 在研究交大的爱国传统,在怀念我们的前辈为了中国的富强而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时候,对于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外国朋友、外国专家,同样不应该忘记,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当然,由于历史的因素,对为交大作过贡献的友好的外国朋友扣上的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帽子,也应该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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