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推新作批教育现状 称大学应享有自治权

刘道玉推新作批教育现状 称大学应享有自治权2010年11月21日 15:20羊城晚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3条

他曾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却在22年前提早被免职,他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兴衰的见证者,他今年78岁,右耳聋了，右手也不能写字了,但他依然不避刀俎,不停地为中国教育改革呐喊

□钟刚

继出版《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后，前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先生的新作《中国高校之殇》付梓。

该书不仅收入了刘道玉先生著名的檄文《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还将近年来撰写的有关大学改革的文章进行了精选收录其中。在该书的序言中，刘道玉说，他热爱教育甚至胜过了自己的生命，看到大学之乱象，倍感痛心疾首，之所以写文章痛斥歪风，实乃良心驱使。

在新书出版之际，刘道玉先生抱着“有问必答的态度”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强调说，在这篇访谈中，他丝毫没有掩盖自己的观点。

大学教育乱象何来

钟刚：您的新书《中国高校之殇》，从字面意思来看是，您认为中国大学精神已死？

刘道玉：“殇”本来是指死亡之意，当然不能说我国高校死亡了。我是借用“殇”字来形容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中所受到的伤害，甚至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不过，用“殇”字来形容大学精神丧失是恰当的，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传统的大学精神已基本死亡，包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也都荡然无存了。我们常常以身体的肾脏与学风相比，肾乃生命之源，肾气刚，则身体健壮，肾气衰，则百病袭身。同样的，学风乃是学术生命之源，学风正，则学术兴旺，而学风坏，则学术凋零。所以，我国高教上的种种弊端，都与大学精神丧失息息相关。

钟刚：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学变革，最首要的是解决什么问题？

刘道玉：根据矛盾论的观点，在诸多的矛盾中，一定有主要的矛盾，抓住和解决了主要的矛盾，其他次要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那么，什么是我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主要矛盾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看：为什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寸步难行？高教上的乱象又是怎样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就在教育部大一统的集权领导体制，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一切教育决策与管理权，剥夺了大学本应享有的独立自主权。在这样的体制下，谁敢越雷池一步，谁敢自行改革呢？其结果就是，导致“千校一面”和“万人一格”僵化的办学模式。

再看看高教上的乱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由教育部批准的或倡导的，它怎么能够推卸责任呢？例如，大学扩招计划是教育部制定的，大学合并是教育部强制推行的，建设一流大学是教育部号召的，疯狂的大学改名都是教育部批准的，各种量化的评比是教育部主导的，教学假评估是教育部主持的，官员化的名师评定是教育部审批的，教育产业化的口号是教育部提出的，不伦不类的独立学院是教育部前部长的杰作，20年假义务教育和评估达标，是教育部领导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既然主要矛盾找到了，那么国家就应该下决心整顿。最首要的是，按照小政府大教育的原则，精简教育部的机构，转变教育部的职能，削减教育部的权力。几天前，我与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先生讨论高教问题时，他说美国建国后的200多年里居然没有教育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设立了教育部，但在其管理职责上，都是不管（no）、不管（no）、不管（no）……而中国教育部恰恰相反，其职责是要管、要管、统统管，甚至连在校大学生校能否结婚，能否在校外租房，大一学生能否买电脑等，也都要发个文件，真是荒唐之极！美国不管的教育部，却造就了教育大国和强国；而什么都要管的中国教育部，却把高等教育搞得乱糟糟的。

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的经济，难道大统一的计划教育部能够振兴中国的教育吗？绝对不能，因此改革必须从教育部开始，教育部放权了，就会出现我国教育改革园地里百花争奇斗艳的大好景观！

钟刚：您在书中还谈到大学的扩招，二级学院的泛滥，在深圳其实倒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不少大学到深圳办研究院，这种异地办学已经推行数年了，你赞同这样的做法吗？

刘道玉：我不赞成这些做法。不管他们承认与否，这实际上是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目的就招生办班、搞培训，收取学费。这些做法的不良后果是：一是违背了重点大学宗旨，它应当是负责提高的任务，办分校影响了学校的精力；二是导致大学文凭泛滥，玷污了大学的声誉，也造成人才市场的混乱。

钟刚：在推动教育改革中，您认为目前还有哪些可以切实推行、而又没有做的？

刘道玉：从局部来看，亟须而又可以推行的改革措施有不少，教育部和大学的校长们应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例如，民主选举大学校长，这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措施；认真研究和回答“钱学森之问”，推行创造教育；建立大学教授委员会，赋予他们督察学术腐败的事件，制定学术诚信制度；开展通识教育试点，然后以点带面普遍推广；从严治校，清理不合格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导师；改革说教式的和不受学生欢迎的思想政治课；改革陈旧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的整体上设置一些新课程，等等。每个大学，应有各自的改革侧重点，允许百花齐放，办出各校的特色。

大学应该姓“私”

钟刚：近来大学改革最受关注和期待的，当属朱清时先生主持创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您对南方科技大学有些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刘道玉：我过去不认识朱清时校长，但他的大名是知道的，也非常赞赏他领导中国科技大学的政绩。去年5月下旬，我们约定在武汉晤面，畅谈了3个半小时，既交换了对高教存在的问题的看法，也提出了使我国高教走出困境的设想。现在想来，他当时可能是有备而来的，但他没有言明将领衔筹备南方科技大学，如果我知道了，兴许我会对他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后来，从媒体上知道，他果真受聘为这所筹建中的大学当校长。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想法，如“大学要去行政化，行政部门要为教授服务”，“不拘一格选人才，将从高二选招优秀的学生”，从国外招聘高素质的教师”等，听后让人感到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对于这所新办的大学，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都充满着期待。最近，从媒体上得知国家教育部批准了筹建南科大，并同意把学校作为改革的试验田。我不禁担心,今天批准学校筹备，明天批准专业设置，再后来还要批准研究生授予权，最后还得接受它的检查和评估，这不又重蹈大学体制的老路上去了？请问：哈佛大学先于美国建国之前，它是由谁批准的？以色列建国前，于1932年创办了希伯来大学，它又是谁批准的？我国的西南联大又是谁批准的？

我最想对朱清时校长说的是，如果深圳市计划投资100亿，那就请把钱捐赠给大学的董事会，大学就是名副其实的私立大学，享有完全独立自治权。同时，我对南科大的校名也大不以为然，它依然沿袭了办中国科技大学的思路，但科大是在“向科学进军”的特殊年代建立的，而且体制上又隶属科学院。我国大学习惯于把特色冠以校名中，如科技、地质、煤炭、石油、江河、森林、传媒等，不仅俗气而且狭窄，反映出我国办学者的实用主义思想，在世界上这恐怕是中国仅有的现象。我国汉字博大精深，这所筹建的大学，完全可以取一个高雅和蕴意深刻的校名，但可惜又沿袭了趋同和模仿思维方法，没有体现独特的个性。

教授要治学，校长要治校

钟刚：在现有大学变革的路径中，不少学者提出“教授治校”的方案，您怎么看？

刘道玉：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先生管理大学的核心理念，是尊重教授地位的表现。但是，教授治校太笼统，后来蒋梦麟修订为“教授治学、校长治校、职员治事、学生求学”。我是赞成“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观点，这既符合教授的职责，又符合教育规律。但是，教授在学校的权益必须得到尊重，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由教授民主选举校长，由治学人选拔治校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二是教授治校主要通过教授会体现，他们主要是负责大学的学术方针、学术政策、学术诚信和各种与学术有关的评审工作，并监督校长行使权力。

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既不可能实行教授治校，也不能兑现校长治校，核心的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大学中党领导一切的做法，无论是对发挥校长的作用或是繁荣学术，都是有害的。因此，必须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党管党，只有这样才能落实校长负责制，也才能够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

比如汪晖事件爆发已这么久，清华大学本来有足够的时间查清事实真相，但却久久没有组织调查，这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孰是孰非，绝不是靠批汪和挺汪的人数之众，而只能依靠事实。过去发生在另一所大学的学术抄袭，群众纷纷要求身为院士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调查，但他却说：“没有党委的指示，我不能调查。”这就说明，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受到了掣肘，也就是说，学术腐败涉案人员，受到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的保护，所以清查腐败就进行不下去。因此，无论是清查经济腐败或是学术腐败，都必须建立独立的检察委员会，秉持“只认得真理而不认得厉害”的大无畏精神。

钟刚：不少学者言必称西南联大，研究西南联大是学界的显学。关于西南联大的书也是非常畅销。您怎样看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对于今日的大学校长会有哪些启示？

刘道玉：西南联大是最美的大学，最好的大学，她无愧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成功的典范，也成了绝唱，其教训十分深刻。既然西南联大办得如此成功，那为什么没有继承和发扬她的大学精神呢？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在革命的名誉下，把包括西南联大在内解放前的东西，一律斥之为封资修的思想，一概予以否定，这种思想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其次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高教领域的“三大主义”恶性膨胀，即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和官本位主义，它们完全替代了联大的办学理念，致使冒进、浮夸、瞎指挥、造假、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之风盛极一时，从而使我国高等教育问题频仍！

我国大学的办学者普遍存在叶公好龙的思想，一些人喋喋不休的高喊改革、创新，但只打雷，不下雨；天天喊要建世界一流大学，但那些一流大学的经验又拒绝学习；口头上都赞扬西南联大的成功，但又不愿按照她的大学精神和理念去做，这是非常可惜的。

不避刀俎，为教育改革呐喊

钟刚：您有不少学生都是在教育部或者大学任职的，他们怎么看您对中国大学的激烈批评，这些可谓是毫不留情面的炮轰？因为这些批评，你是否会遇到一些麻烦？

刘道玉：我除了从媒体上知道有些人质疑我的某些观点，但几乎没有人当面给我指误或与我商榷的，因为大多数国人讲情面。不过，我心中是清楚的，包括我最亲近的学生们，他们不可能都同意我的全部观点，这完全是正常的，即使他们当面给我指出，我也会表示欢迎的。近年来，我发表过许多教育评论和访谈，说是批评也好，或是炮轰也好。但是，我既无意取悦于谁，也绝不想伤害谁，只是想根据教育规律，说自己想说的话，仅此而已。当然，我知道自己发表的某些看法，肯定会引起在位的某些领导者的不快，目前我还没有明显地感受到压力和麻烦。但是，遭受不公平的事是有的，如我该享受的待遇被剥夺了，我应该参加的活动不被通知，学校也一直在致力于“淡化”刘道玉的影响或“去刘道玉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层的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我十分友善，在他们权限内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一个人的志趣、个性、信仰和价值观一旦形成，那是很难改变的。为了坚持真理，我不顾个人利害。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我不避刀俎，永远做一个真实的自我，依然不停地为教育改革而呐喊！

钟刚：很多武大校友都以拥有您这样直言的校长感到自豪，您对散布在海内外（尤其以广东为众）的校友有怎样的勉言？

刘道玉：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既是武大改革的黄金时代，也是我校人才辈出的时期。那时，大学毕业生还是计划分配，我们培养的毕业生深受社会欢迎。20多年过去了，无论在国外或是在国内，他们绝大多数都事业有成，从中涌现出了许多高官、著名的科学家、教授学者、大企业家、大作家、著名的新闻出版家等，我为他们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高兴和自豪。现在，他们正处在年富力强的中年，是人生创造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是大有作为的时期。他们都沐浴过思想解放的春风，经受过改革的洗礼，希望他们继续解放思想，发扬改革、开拓和进取精神，在未来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的改革中，担当一个有良知知识分子的使命！

钟刚：我和很多读者都很关心您的身体情况怎样？

刘道玉：今年七十有八，患脑中风已14年了，右手不能写字，右耳失聪，还患有多种慢性病，但生活还过得去。我最满意的是，我的思维和记忆力尚健，而且心态很好，认为人会衰老，但心态不能衰老；人会生病，但心理不能有病。我比较注意饮食、散步、保健按摩，我的起居和各种习惯犹如像钟表法条走动那样有规律。我仍然坚持“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写，写有新意。”我从各个渠道得知，许多校友和社会上的朋友们，都十分关心我的身体，借采访之际，请贵报转达我的感谢！

《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

刘道玉

十意见之壹——— 废除自学考试制度

十意见之贰———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

十意见之叁———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

十意见之肆———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十意见之伍———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

十意见之陆——— 停止大学办分校

十意见之柒———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十意见之捌——— 实行教授定编制

十意见之玖——— 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十意见之拾——— 整顿“大少爷作风” 严查大学财务支出

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汉族。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至1988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88年3月6日，刘道玉因“任期已满”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钟刚